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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驴在途的珍藏

心路:我从黎明走到黄昏,又从黄昏走向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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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于文墨,上学时极讨厌作文,却喜钻牛角尖,也算爱学独思吧。老来却愈提笔忘字,搜肠刮肚辞不达意,故原创寥寥,但博客的可读性倒不一定太差,因每赶“博海”饱餐之余总能满载而归,仙山蜃宝,收获颇丰,贪婪之至。于是每将掘来的珍宝分门别类收藏于此(为尊重原创,注明出处,亦表并无剽窃之意),以便随时品尝并与博友分享,更令小屋蓬荜生辉,成为伴我打发时光的小小百草园了。 由此,我有了对“我的博客”的新解: “博海博文客座我家”之意。在此特向各位博文、视频、摄影图片的原创老师诚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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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话题:托洛茨基牵挂的中国朋友  

2016-04-17 22:24:54|  分类: 国际风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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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牵挂的中国朋友
2016-04-14 20:56:48  来源:破土网  作者:张家康
点击:1097   评论:0(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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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土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在离开中共领导岗位后,受到了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遭到批判的托洛斯基思想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人物。尽管托洛斯基和陈独秀从未谋面,但两者的意见和主张有诸多契合之处,托洛斯基对陈独秀极为关注,牵挂着他在中国的所有活动,并将他视为可以信赖的中国朋友。

托洛茨基牵挂的中国朋友

图片来源:Trotsky, reading a copy of The Militant newspaper, date unknown. (Wikimedia Commons)


不要对陈独秀太苛求了

  大革命失败后,背负右倾机会主义罪责的陈独秀,一直在深深的反省之中,他致信中央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同时,他又表示,自己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对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推卸责任,十分不满。

  陈独秀虽已离开领导岗位,却从不甘于寂寞,对政治仍是一如既往的热情。他极不满意左倾盲动的瞎指挥,在党面临危境时,便再也顾及不到个人的荣辱得失,大胆的给中央常委写信说:“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

  他多次去信中央,阐述自己的意见。然而,他的意见不仅不被采纳,反而作为笑柄,受到批判和奚落。他郁闷至极,感到新的中央有意排挤他这个“老头子”。

  他与中央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从不服输的他,总以为真理在自己一边,甚至提出将他的信件,“全部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党报自然不会发表,他就在党内自由散发。这样做的后果便是受到中央政治局的严厉批评,并警告他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姑且不论中央能否如陈独秀说,“平心静气”、“详细审查”他的意见信,并“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也姑且不论陈独秀能否放下架子,听从中央的警告,权且搁置争论,接受党的纪律约束。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陈独秀所表述的政治主张,恰与托洛茨基的论述相吻合。这样,事情的结局便是意料之中的了。

  此时,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重大的波折,尤其是苏共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直接影响中国革命,也极大地改变了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和历史形象。斯大林在顺利地清除托洛茨基,并将其驱逐出境后,开始过问起中国党的问题。他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便对陈独秀是否组党、办报提出疑虑,可见斯大林是多么不希望托派运动在中国蔓延。

  在一边倒的指责陈独秀的大环境下,惟有托洛茨基对陈独秀表示同情和理解,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疵的”,共产国际、斯大林“没有公平对待陈独秀”,“对陈独秀太苛求了”。还说,“陈独秀与其他中共领袖们反对把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无疑是正确的。这些恰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争论的焦点。中共“二大”就提出“联合战线”的主张,这个“联合战线”在陈独秀等看来,就是与国民党在党外结成统一战线,而不是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 早在1923年,托洛茨基就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当时出于维护巩固党内反对派的团结,才迁就了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的意见而作出了让步。次年春,托洛茨基亮出自己的真实的意见,不同意将国民党定性为“四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盟”和“工农党”,而强调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惟此,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只能解释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利用了被压迫群众。”1927年,托洛茨基干脆表明共产党就是要“在自己的旗帜之下斗争,永远不许它的政策与组织解消在其它阶级的政策与组织之中。”这一切,陈独秀并不知晓,而托洛茨基也不大清楚中共领导层的真实现状。

  党内合作的模式在实际运作中,遇到很多阻力和困难,陈独秀等多次向共产国际建议,要求修改现行的路线。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坚定了陈独秀的决心,又以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提出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当即遭到拒绝,布哈林还在《真理报》发表文章,予以批评。次年,“马日事变”发生,他又两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他处在极大的矛盾之中,只得于7月15日,给中央政治局提出辞职,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陈独秀获悉托洛茨基的态度,是在两年之后。外甥吴季俨由莫斯科归来,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的情况,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是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在苏共党内很有基础;斯大林是“专政暴君”、“红色沙皇”等等。外甥还建议他读读托洛茨基的著作,会对中国革命有个全新的认识。迷茫和彷徨中的陈独秀,得此提示,恨不得立刻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以从中找出可以诠释、化解萦绕于胸中的困惑的答案。


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1927年,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中指出,国共分裂的危机已是“不可避免”,呼吁“共产党完全独立”,并赞扬陈独秀等一再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他的这些意见立即遭到斯大林的斥责。正是由于他们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才导致共产国际撤消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执委。11月,又被开除出党。次年1月,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1月,继续被放逐国外。2月,亡命土耳其。1930年,托洛茨基组织并领导“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又称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就是在流放阿拉木图中完成的,其中第三部分就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陈独秀在读到这些文件时,特别注意到,自己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和加入后又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托洛茨基说,共产国际“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最为“酷烈”,中国革命的失败是“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造成的。

  陈独秀总算找到了知音,不无感慨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留学生,他们的人数在150人左右。1929年1月,第一个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全称是“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因其机关报名《我们的话》,故而在后来的托派内部纷争中,又叫做“我们的话”派。

  同年8月,陈独秀和彭述之与“我们的话”派相商,要求加入或与他们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我们的话”派一直鄙视他为“老右”,不愿接受他们。陈独秀愤怒了,于9月间,与彭述之、尹宽等人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这个组织因其机关报《无产者》,而称为“无产者社”派。

  托洛茨基极为关注陈独秀的情况,从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给中国托派和陈独秀写了22封信,其中直接谈陈独秀的信件就有17封。当托洛茨基知道陈独秀与“我们的话”派闹僵,并单独建立组织时,便十分担忧,唯恐刚刚蜂起的中国托派运动,因内耗而衰落下去,便立即复信,表示欢迎并为之开脱说,陈独秀在“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说,希望能读到陈独秀“纲领式的声明书”。

  这份被称为“纲领式的声明书”,便是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这封信批评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至于他的错误仅仅是“忠实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这封信还鼓动全党,“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读到这份“纲领式的声明书”,托洛茨基忐忑的心总算塌实了。他评价《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夸奖“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没有的。”他甚至高兴地说:

  “当我们有了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象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青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洛茨基还让刘仁静转去对陈独秀的亲切问候,并说,他的《告全党同志书》,“我非常喜欢,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把陈独秀推至中国托派领袖地位

  恰在此时,中国和苏联之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深深的挫伤了陈独秀的民族感情,而托洛茨基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又为他们日后的政治关系设置了重重阴影。只是由于此时的陈独秀在政治上形单影只,孤独凄凉,如今好不容易觅得知音,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于是,矛盾也就暂时隐而未发。

  中东铁路是沙俄帝国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证,它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它是19世纪末,清朝政府出股金五百万两,由沙俄帝国政府修建经营的。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东铁路行将竣工时,陈独秀就指出,它是沙俄在东三省罪恶的起因,并向国人发出呐喊:“东三省从俄人造铁路以来,东三省的土地,还算得是中国的土地吗?”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曾经声明,中东铁路将“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但是,到了1924年,苏联又单方面宣布,中东铁路暂由中苏“共管”,接着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便是这个委员会主席。时隔五年,张学良受命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逮捕、驱逐苏联驻中东铁路人员,中苏两国酿起纷争,震惊一时的中东路事件爆发了。

  中东路事件后,中共中央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过左口号。陈独秀对此厌烦至极,给中央写信说,这些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了,也太单调了”,如果再宣传下去,是“不能够动员广大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令陈独秀不能满意的是,托洛茨基也指示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保卫苏联,对此,“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仅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陈独秀虽没有公开批评托洛茨基,但却始终没有加入“保卫苏联”的大合唱。

  中国托派主要有四个小组织,即“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派、“十月社”派、“战斗社”派,他们在反对斯大林路线方面是统一的。除此之外,他们又各以正统自居,互相指摘、争论不休。他们对曾是他们领袖的陈独秀,也是极尽嘲讽、侮辱之能事,从不承认其政治地位,只是由于托洛茨基的垂青和推崇,陈独秀才争得一席之地。

  在共产主义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成立后,托洛茨基对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非常焦虑,一再催促“召集一个统一的大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可是,中国托派各自为王,自以为是,要在这班自命不凡、资望不深的人中推出领袖人物,实在太难。托洛茨基一直看好陈独秀的历史作用,对来自年青的托派对陈独秀的责难,基本是持否定的态度,不同意“仍把陈独秀同志的一派称‘右派’”,指出,“陈独秀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所欠缺的。”陈独秀的立场“完全清楚与正确”,是位“杰出的革命者”。

  托洛茨基经过一番思考,觉得唯有陈独秀尚可孚众,所以才如此高的评价陈独秀。陈独秀不仅因此而从纷纷嚷嚷的围攻中解脱出来,而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他在中国托派的领袖地位。1931年5月1日至3日,四个托派小组织在托洛茨基的敦促下,于上海秘密召开统一大会,决定中国托派正式的统一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托洛茨基自以为懂得陈独秀,却独独忽视了陈独秀的独立见解和自主意识。有过一段默契和合作后,陈独秀的任何人任何党派也左右不了的,即他所称的“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便凸显出来。如他的“二次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不和谐;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而他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甚至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已是“法西斯主义格柏乌政治”的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托洛茨基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更是不以为然。

  陈独秀的与生俱来的桀骜不驯的个性,使他容不得外国团体和个人,对中国革命、中国事务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大革命时的惊世骇俗之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由此论定,现在的容忍和统一,只能是暂时和表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貌合神离的统一和联合,必然是要破产的。


我非常关心陈独秀的人身安全

  陈独秀担任中国托派总书记不到一年半,便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刚刚拉拉扯扯统一的中国托派又群龙无首,陷入无休无止的争争吵吵之中。托洛茨基知道后极为担忧,很快便派美籍加拿大人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来到中国。正是这个李福仁背着陈独秀,重组托派临时中央常委会。陈独秀对此十分厌恶。

  中国托派本是个乱哄哄的草台班子,陈独秀却自作多情,还在狱中间或发出一些指示,可却几乎没有一点号召力,相反,他的许多顺乎国情民意的言论,却屡屡召来警告,上海托派甚至扬言要将他开除出组织。8月,另一个美国托派分子伊罗生,专此去挪威奥斯陆,向托洛茨基汇报这一情况。托洛茨基非常不安,认为对陈独秀的批评是“大大地夸大了的,”我“绝不相信”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至于开除陈独秀,那当然是“不允许的。”托洛茨基的谈话,由伊罗生记录整理成《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由美国寄给了中国托派。

  托洛茨基在这个谈话里说,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是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我们现在正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抗战已成历史的必然,可托洛茨基仍然指示中国托派,“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无须要有丝毫的幻想,”要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陈独秀是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不能认同托洛茨基的观点。陈独秀是个重感情的人,几年来的实际交往,使他对托洛茨基有着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在与中国托派的多次争执中,他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宽容和关怀。在前程未卜的政治流亡中,托洛茨基还时时牵挂着远在中国的他,这使他深受感动。他思忖良久,觉得有必要给托洛茨基去封信,真实地反映中国年轻的托派的“极左派的倾向”。这封长信尖锐地指出:

  “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托洛茨基很欣赏他的坦诚,在给中国托派的指示中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本质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

  托洛茨基所说“若干可能的分歧”,其中就表现在对苏联的评价上。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或者是“蜕化的工人国家”。陈独秀却不是这样认为,他感到在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时,苏联就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国家了。1939年8月,苏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更使他坚定自己的认识,指出苏联已“实际站在希特勒方面”,并将德俄并称为:“法西斯主义及格柏乌政治”。他对托洛茨基一再强调的“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的口号,已完全失望,认为如若这样,“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

  托洛茨基虽和陈独秀从未谋面,可却一直将陈独秀视为老朋友。根据莫斯科的经历,托洛茨基担心陈独秀的人身安全,多次指示李福仁:要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托洛茨基一再表示:“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 耐人寻味的是,遭到暗杀的不是陈独秀,而恰恰是他自己,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到暗杀。

  此时,陈独秀已全然否定托洛茨基,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现在应“重新估定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对此,他有过惊人的言论:“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故而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他”,对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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