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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于文墨,上学时极讨厌作文,却喜钻牛角尖,也算爱学独思吧。老来却愈提笔忘字,搜肠刮肚辞不达意,故原创寥寥,但博客的可读性倒不一定太差,因每赶“博海”饱餐之余总能满载而归,仙山蜃宝,收获颇丰,贪婪之至。于是每将掘来的珍宝分门别类收藏于此(为尊重原创,注明出处,亦表并无剽窃之意),以便随时品尝并与博友分享,更令小屋蓬荜生辉,成为伴我打发时光的小小百草园了。 由此,我有了对“我的博客”的新解: “博海博文客座我家”之意。在此特向各位博文、视频、摄影图片的原创老师诚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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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劳工国际主义必须产生--工人反抗资本的潜力与以往一样强大  

2016-10-21 20:10:18|  分类: 国际风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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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劳工国际主义必须产生--工人反抗资本的潜力与以往一样强大

贝弗利·西尔弗 · 2016-10-20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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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弗一贯是工人运动的激进的支持者。她的学术研究作品直指关于劳工、发展、社会冲突以及战争的深刻问题,并屡获殊荣,尤其是那本极具开拓意义的《劳工的力量》。在《雅各宾》杂志近期的一次采访中,她阐释了:劳工运动的过去如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工人阶级斗争的现状与未来。

  全世界的工人们:

  工人反抗资本的潜力与以往一样强大

  《雅各宾》杂志对贝弗利·西尔弗的访谈

  译:郑姿妍     校:张跃然

  1920年代的工会活动家们并没有多少理由感到乐观。工会的参与度在一战后的动荡时局中急速地上升,达到峰顶后又跌入谷底。观察家们担心技术和文化的变化使得劳工运动变得过时,让工人们变得消极冷淡。“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成员,他们已变得颓靡了,”工会的一位官员在1920年代中期叹息道。

  然而十年后,罢工潮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停产,而工会密度火速蹿升。

  而今天,在劳工运动经历了多年的萎靡不振之后,这种类似的高涨还有可能吗?

  声誉卓著的劳工问题学者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 Silver)认为有可能。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西尔弗一贯是工人运动的激进的支持者。她的学术研究作品直指关于劳工、发展、社会冲突以及战争的深刻问题,并屡获殊荣,尤其是那本极具开拓意义的《劳工的力量》。在《雅各宾》杂志近期的一次采访中,她阐释了:劳工运动的过去如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工人阶级斗争的现状与未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和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都经历了深刻的重构。这种重构过程的大体轮廓是什么,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种重构?

  资本主义一直以来都在不断改变着生产的组织方式和劳资之间的力量平衡——重构工人阶级、重新创造工人阶级。所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采取一种长远的视角。

  我们首先得回看二十世纪中叶——回顾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及五十年代。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首次目睹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在美国崭露头角,其典型主要出现在汽车制造产业,但也出现在例如采矿、能源,以及运输等部门;这些部门对于工业化和贸易都是很重要的。

  几乎就在二战结束的同时,资本转向了结构重组——重组生产组织、劳动过程、劳动力供给的来源,以及生产的地理位置。这种结构重组,很大程度上是在回应制造业、采矿业、物流行业和交通业中强大的劳工运动。

  我们可以通过拓展大卫·哈维的“空间修复”概念来理解这种结构重组。通过实施一系列的“修复”,资本试图消除强大的劳工运动所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对资本获利的威胁。

  通过转移至低工资地区,各大公司便开启了一种空间修复。它们实施了一种“技术修复”——以越来越快地自动化来减少它们对工人的依赖。另外,它们实施了 “金融修复”——将资本从实业生产中转移至金融和投机活动,以减少对业已成型的产业工人阶级的依赖。

  资本向金融和投机行为的这种转移在1970年代就已经隐隐可见,但它在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随着克林顿执政时《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而爆发式地增长。

  所以说,虽然看起来美国的劳工力量是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突然间崩溃的,但实际上,这种崩溃却根植于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即开始的结构重组之中。

  当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一结构性变迁也有另一面。这些资本主义的修复措施击溃了已成型的产业工人阶级,但它们同时却在美国和其它地方创造出了新的工人阶级。在今日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劳工斗争中,这些新的工人阶级正作为主角走上前台。

  传统形式的工人阶级组织,比如美国的工会和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正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已经不是秘密了。资本如何成功地削弱、驯服了这些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利益代表?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上劳工斗争的最高潮部分,尤其是那些和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政党紧密相关的左翼运动,我们就能很明显地看到一种反复出现的、削弱这些运动激进潜能的手段 。它们可以被概括为结构重组、吸纳同化,以及压迫。

  我刚刚提到的结构重组或者修复手段——地理迁移、技术改造、金融化——当然在削弱这些运动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与此同时,将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吸纳到主流政治体制中来——即将它们作为次要成员纳入国家层面的阶级霸权和社会契约的建设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后,直截了当的镇压手段也一直是这个工具箱中的重要部分。

  就拿美国来举例,在二战后的数十年,我们看到麦卡锡主义的兴起,许多激进的左翼和共产主义人士被排除出了工会。而后,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基于工厂和社群的强大的黑人工人运动——黑豹党、道奇革命联盟运动(DRUM)——是通过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才得以平息的。

  而在今天——伴随着地方警察势力的军事化,和无休止的“反恐战争”所引发的仇视移民和黑人工人动员的环境——镇压依旧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目前的一大主要争论是,在当下塑造着全球工人阶级的决定性动力,是剥削过程——工人们在生产环节被压榨——还是排斥过程——工人们基本上被排除在稳定的雇佣劳动之外。你对于这个争论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它们都是同等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再强调工人在生产环节反抗剥削的重要意义,那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空间修复手段的一大结果就是,不论资本走到哪儿,都会创造新的工人阶级和劳资矛盾。

  换句话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转移到哪儿,工人在生产中对剥削的抵抗就跟到哪儿。事实上,正发生在中国的劳工斗争浪潮,就是这一动态的最新表现。

  一旦企业清楚地认识到,简单地将工厂转移到低工资地区并不能解决控制劳工的问题,资本就要更加依赖于自动化和金融化。虽然自动化不是当下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它最近正以极快的速度将雇佣工人们排除出生产过程,这就增加了排斥过程的可见度。最近一次比较显眼的表现,就是富士康真的兑现了它之前所做出的“在中国工厂中引入大量机器人”的威胁。

  同样地,剩余资本向金融和投机活动的转移,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这种排斥机制的重要性。金融——尤其是那些并不附属于贸易和生产的金融行为——吸收的雇佣劳动相对较少;更重要的是, 它不是靠创造新的财富来获利,而是主要通过投机活动、依靠对财富的逆向再分配来获利。于是就有了占领运动将极度的阶级不平等和金融化联系起来。

  资本主义的一个长期趋势便是,它毁掉人们已有的生计保障的速度比它创造新的生计机会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自动化和金融化显著地加快了这一趋势。 在历史上,这一直都是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趋势;在这些地方,资本掠夺人们的生产资料、将人们变为无产阶级的速度超过了它将无产阶级吸纳为雇佣劳动力的速度,于是在这些地方,工人们唯有靠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为生,然而他们实际上却几乎没机会真的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

  尽管这种趋势从来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其本身的加速,以及其负面影响正逐渐被第三世界国家以外的发达国家感受到的事实,还是帮助解释了为何前述的排斥过程在近来的争论中成为了焦点。

  换个方式问这个问题,我们能认为排斥过程和剥削过程是彼此孤立的吗?

  啊,马克思当然不把它们当作是孤立的现象。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他主张说,资本积累伴随着过剩人口的积累——财富是通过剥削而创造的,而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无产阶级被排除到生产过程之外,或者变成了资本所不需要的过剩劳动力。

  对于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来说,人们所感受到的排斥过程的冲击力,在地理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事实上,直到最近,资本在核心国家保持合法性的方式之一就是,将前述的排斥过程推向第三世界国家和核心国家工人阶级中最被边缘化的部分。

  世界工人阶级被分化了。分化的边界很大程度上是被公民身份、种族、族群,以及性别所界定的。而在今天,这些边界依旧是非常显见的。尤其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核心国家的人们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排斥性过程的压力,这一趋势会带来各种政治后果。

  在你的研究中,你对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有很多思考,特别是你区分了工人力量的不同来源。就此你能具体说说吗?

  可以。我们主要是要区分两种力量:结构性力量和组织性力量。组织性力量是通过工会和政党组织而得益的能力。结构性力量,则来自于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关键结构位置——它是一种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即可使用的力量,而且它也经常被如此使用。

  为什么做这些区分会有用?

  嗯,就拿结构性力量来举例吧。结构性力量主要分为两大类:工作场合的议价力量,和在市场中的议价力量。

  大多数时候,人们只会考虑工人在市场中的议价力量,以理解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人力量。如果失业率很高,那么工人们进行市场博弈的力量就很弱,反之亦然。而工作场合的议价力量,是工人们通过局部的罢工来迫使整体的生产停止的力量,它更少被强调,但它对于理解今日的工人力量可能却更加重要。

  这是因为,如果看看长期的历史趋势,总体而言,此刻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拥有议价力量毫无疑问是在增长的。这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吃惊。但随着制造业中即时生产方法的普及,工人们在工作场合的议价力量很显然在增长。同传统的批量生产方法不同,这种即时生产过程中并没有缓冲或剩余。

  于是,随着汽车工业中即时生产的普及,很少的一部分工人,只通过在流程的某个关键节点处简单地停产——甚至,比如说,在雨刷器的供应部门那里停产——便可将整个公司拉向停滞。近来在全世界的汽车工业中,这种例子屡见不鲜。

  同样地,在物流行业——即交通和通讯行业——的工人们,也获得了巨大的且在不断增长的工作场合议价能力,因为物流行业停产所带来的冲击会波及许许多多的经济部门。另外,尽管全球化过程总是被认为会削弱劳工,它却也使得这样的停产所造成的冲击能够波及越来越大的地理范围。

  那么组织性力量呢?如果工人们没有工会或者工党,那么这不会削弱他们结构性的博弈力量吗?

  并不一定啊。拿中国的情况来说吧。自治的工会是非法的,但在最近,最低工资法、劳工法,以及工作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些改变来自于工人们的自发抗争,这些抗争运用了工人们的结构性力量,不止是在市场场合下,也更是在工作场合下。

  我认为我们也必须承认,工会的结构位置是模糊不清的。如果它们过于成功、为工人争取了太多利益,那么资本就会变得充满敌意,因而会选择更强力的镇压手段,而不会与工会进行讨价还价。

  资本有时候会与工会达成协议,但这必然是在工会同意充当中间人、限制劳工力量并保证劳工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但为了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工会不得不向基层工人输送一些利益,而这就让我们回到了第一个问题。归根结底,问题就是:在何种情况下,工会和资本家之间这种充满矛盾的互动会为工人的利益带来好处?

  你如何看待那些认为斗争正从生产环节转向街头或社区的看法?

  这让我们回到了之前的那个问题:相对而言,剥削过程和排斥过程对塑造世界工人阶级来说哪个更重要?在今天,如果将世界工人阶级视作一个整体,那么我不认为斗争的主要阵地正转向街头,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正讨论的是那些对资本的正常运转有明显破坏的抗争。

  生产环节的斗争在全世界的劳工抗争中依旧是重要的一部分。同时,那些被排斥的工人——即那些失业的或结构性力量非常弱小的工人——并没有其它选择,他们只能通过在街头的直接行动来发声,而非在工作场合的直接行动。

  在历史上,在工作场合的斗争和街头的斗争会同时存在,这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就像剥削和排斥会同时存在一样。有时候,这两种抗争的进程不会团结到一起,尤其是因为,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国与国之间,主要受剥削过程影响的工人和主要受排斥过程影响的工人并不是一类人,这就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分化。

  但如果我们考虑最成功的几波劳工抗争,便会发现,它们都或显或隐地融合了这两种斗争方式。甚至,就弗林特工厂占领运动、以及接下来的1936-37年的罢工潮而言,虽然这些运动根本上依靠的是利用工人们在生产环节的结构性力量,但它们也因为失业工人和社区组织在街头的同步斗争而变得更加有力。

  或者,我们来看一下2011年的埃及革命:这场大规模的运动被普遍认为几乎完全是在街头发生的,但唯有当苏伊士运河的工人们运用了他们在工作场合进行博弈的力量、发起罢工以支持街头群众运动的时候,穆巴拉克才最终被迫辞职下台。同样有意思的是,引发占领解放广场的4月6日青年运动组织于2008年成立,其目的就是为了支持一场大规模的产业工人罢工。

  所以对于今日左翼而言,有一个并不算新鲜的基本问题,那就是要弄清该怎样融合工作场合的议价力量和街头力量,以找出那些联系着失业工人、被排斥的工人和被剥削的雇佣工人的关键节点。假若这些被排斥和被剥削的工人同属一个家庭或一个社区,那么这件事就肯定要更容易一些了。

  在美国,我们已经能看到这种融合的希望,比如2015年加州码头工人罢工对“黑人命也是命”运动街头动员的支持,以及移民工人将社区抗争和工作场合抗争相结合的方式。

  在今天的美国,劳工组织和劳工行动的焦点似乎集中在了服务业的低工资工人上。对此你怎么看?这是我们应该集中注意力的地方吗?或者我们应该更关注其他产业和行业中其他类型的工人?

  对这些工人予以很大的重视并不是一个错误。如果你想提升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你必须改善这些工人的境况。

  我认为,之所以很多人对这一策略抱有怀疑,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一战略并没有非常成功。在此,我们还是得考虑工人们在哪个生产环节具有最大的工作场合议价能力。例如在沃尔玛,打击零售方是没多大用处的。你必须打击分销方。

  对于快餐业也是一样。如果你打击分销方,那你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工作场合议价能力。否则,你所能做的就只是局限于街头斗争。不过,这也使我们回到这样一个问题:具有强大的工作场合议价能力的工人,如何以及何时能行使这种权力以支持更广泛的变革目标。

  和乔万尼?阿里吉(阿瑞吉)一起,你提出,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轨迹,都深受一种关系的影响——即它们与全球政治、战争和国际冲突这些更广泛的运动之间的关系。那么,近期的地缘政治变化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劳工力量?

  这是一个很大而且很重要的问题。我想,对劳工运动的很多讨论都倾向于关注经济方面,但对于历史地、发展地理解工人和工人运动的前景和可能性而言,地缘政治方面即使不是更重要,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就在15年前的9.11之前,我们看起来像是站在美国大规模劳工斗争爆发的边缘,这一爆发将以移民工人为强大的中心。许多重大罢工已经被策划或者正在进行,但随着9.11事件的发生,之后的情况就转变了。

  反恐战争有力地支持了作为维持现状手段的强迫和镇压,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工作场合中雇主对工会的打压,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体现为永久性的战争环境对工人组织化前景的阻碍。

  强迫和镇压似乎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在今天,工人、工人运动和地缘政治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嗯,我想,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将当今的永久性战争环境置于美国全球力量遭遇广泛危机和霸权衰退的背景下来考虑。

  而且,我们需要看到工人权利与国家对工人阶级参与战争的依赖之间的长期历史关系。让我们先来讨论后者吧。

  劳工力量的一个著名但未被广泛讨论过的根源——或者往小了说,美国、西欧乃至全球更广泛地区的工会的制度化以及民主权利的深化的根源——是20世纪战争的特性,包括战争手段的工业化和大规模征兵。

  为了参与这样的战争,那些核心国家、帝国主义国家需要工人阶级的合作,一方面需要工人作为士兵战斗在前线,另一方面需要工人维持着工厂的运转。从军火到靴子,打仗依赖着工业对这一切的生产。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人们的共识是:谁维持了工厂的运转,谁就赢得了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合作就是关键,战争动员与国内抗争的关系是明白无误的。20世纪世界劳工斗争的两个最高峰,显然是紧接着一战和二战的那些年。劳工斗争的低谷则是在战时。

  并非巧合的是,民权运动的开端正处在二战和韩战之后,而黑人权力运动的高潮则到来于越战之中及之后。

  各国通过调动民族主义和爱国感情来努力确保工人的合作,但如果没有工人权利的切实增进,这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福利国家的扩张与战争国家的扩张在20世纪齐头并进。

  换句话说:只有当国家能够表明,赢得战争的确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劳工的经济、政治权利同步扩大的时候,工人阶级的民族主义才能战胜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使他们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动员。

  今天我们看起来处在永无止息的战争威胁下,那么战争和工人权利之间的关系依然如故吗?

  今天,战争的性质在很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就像资本对生产进行重组以回应劳工的壮大,国家也重构了军事,使得发动战争不再那么依赖于工人和公民的配合。

  反越战的群众运动,以及在越南前线士兵对继续战斗的拒绝,是一个转折点,使得战争发动过程的性质和组织被根本性地重构了。

  从大规模征兵的终结以及自动化战争的增加中,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一重构的结果。随着对无人驾驶飞机等高科技武器的日益依赖,美军士兵正在从直接的危险中脱离而出——虽不完全,但比过去强多了。

  20世纪的情况是将工人运动和战争联系在一起,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福利国家与战争国家在21世纪不再同步发展。在这些变化了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是否能战胜工人阶级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关键的但仍未解决的问题。

  在这一讨论中,我将关注点聚焦于美国,但战争动员性质的转型具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在20世纪中叶,许多殖民地国家作为士兵和战争物资的供应者被纳入进了帝国战争的进程,导致了类似的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和力量增强。

  今天,在一个接一个的发展中国家里,你能看到美国的现代战争动员所导致的恶果:在那些被高科技武器袭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正遭受着大规模的混乱与毁灭。当前的“移民危机”,无论是其根源还是其影响,都是这新时代战争的令人深感不安的回响。

  在以往的时期,战斗性与组织性的高涨往往会给工人们带来新的强大的组织形式。在十九世纪它是行业工会,在二十世纪是产业工会。这些形式注定要被历史所遗忘吗?如果是,那什么可以取代它们?

  它们当然不会注定被历史所遗忘。比如在当今美国,那些在招募新成员和战斗性方面最为成功的工会中,有一部分仍然植根于旧“劳联”的手工工人传统。有些人说,这些老组织形式的要素更适合当前横向性的工作场合,而不是产业工会所适合的垂直一体化的公司。

  那些展现出典型的“产联”工会特征的成功罢工——比如发生在发动机厂的弗林特静坐罢工以及它之后的更多罢工——依赖于工人在关键生产环节的议价能力。我认为他们的成功仍然有值得学习之处。

  但显然的是,这些组织形式都没能成功地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工会的问题在于,如果他们太有战斗力,以资本和国家就不会有任何兴趣与他们合作。

  但历史上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如果工会没有给工人的生活和生计带来重大的改善,在工人眼中它们就失去了可信度和合法性。

  我认为我们已不断看到这一矛盾的两面。工会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罢了。

  马克思所主张的一个观点是,呼吁工会与失业者们团结在一个组织里。在像美国这样的地方,这是一个可选项吗?

  我认为这当然是个理想——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论共产主义者在劳工运动中的角色时所主张的。

  这也将我们带回到之前说过的问题中——剥削过程和排斥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环节的斗争和街头斗争之间的关系。

  对于试图去遵循马克思指导的工会而言,这意味着需要从战略上思考:在什么条件下,拥有稳定工资和雇佣关系的工人能加入到失业者和半失业者的斗争中,并被其激进化;反过来,在什么条件下,失业者和半失业者的能加入到稳定雇佣工人的斗争中。

  美国劳工力量振兴的前景如何?以您的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场新的战斗性与组织性的爆发吗?

  一方面,我认为会的,从理论上说,在美国会有一场劳工斗争的爆发,而且不仅限于美国。从经验上说,自2008年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以阶级矛盾为基础的社会动荡在全球范围的爆发,回过头看,这也许可以被视为一个更长期的振兴的开始。

  这一估计与流行的看法不同。将当前的悲观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专家言论相比较是很有趣的。在当时,他们看到大规模生产的扩张将技术工人摧毁的各种方式,并断言劳工运动遭到了致命的削弱并将永久地灭亡。他们一直宣扬这一观点,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劳工斗争大规模浪潮的前夜。

  他们不能理解:一大批技术工人工会被摧毁的确是事实,但是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正在形成。今天我们能看到同样的状况——产生于20世纪大规模生产的工人阶级被摧毁了,但同样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正在形成,包括在制造业也一样。

  我们不应该将制造业从对现实事件的感知中抹去,这一点甚至适用于美国,更不用说在世界整体的层面。不过,每一次劳工斗争的新浪潮爆发时,工人阶级看起来都有着根本的不同,其战略和动员也是根本不同的。

  您认为谁将会领导这场爆发?

  这很难说。目前看来比较清晰的,是劳工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告诉我们,劳工运动那变革性的“下场爆发”需要怎样的群众基础和领导权。我们的处境是:资本摧毁生计的速度比它创造新生计的速度更快,所以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包括美国等中心国家——看到过剩人口的规模扩大,尤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说的那些永远不会被吸纳进稳定雇佣劳动中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停滞的过剩人口”。

  非正规工人、临时工、兼职工、长期失业者——这一整个群体正在扩张并导向贫困化。尽管这一趋势给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带来了深刻危机,资本主义自身并没有任何倾向能反制这一趋势。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这一方向,这一改变将必然来自群众政治运动,而不是由资本自身产生。

  还有两个重点需要考虑。第一,纵观历史,资本利润率取决于对劳动再生产成本和自然再生产成本的部分外化。这样的外化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固和不可持续,但资本仍没有改变这一趋势的内在倾向。

  此外,战后的社会契约将大规模生产与工人阶级大规模消费的前景绑定在一起,而支撑这一契约的支柱之一正是把自然当做一种免费商品的行为。恰恰因为在今后,自然不可能再继续被当做免费商品了,所以我们也就不可能回到凯恩斯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所谓“黄金时代”。

  第二,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向是通过扩张主义、军事政策乃至战争来解决经济与政治危机,这是我们所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特别是在当前美国霸权遭遇危机和衰落的时期。

  瓜分石油、抢夺资源、在中国南海的航道上争斗——这些争端潜藏着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极其骇人的后果。为了避免这一结局,一个崭新的、升级的劳工国际主义必须产生,以对抗当前劳工民族主义复兴的明显趋势。

  所以,对地缘政治学的讨论——考察军国主义、国内斗争与劳工运动的联系——是我们必须始终严肃对待的。“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这一老问题,就像它当年那样,仍与当下的现实紧密相关。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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